寻访打口的一代：打口带是指被当作塑料垃圾进口的音乐磁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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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贾/吉他福 发布时间：2024/7/9 17:32:00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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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打口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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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bullet 病人头儿
他们是残缺的一代、寻找出口的一代、不甘寂寞的一代、创造边缘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代、懂得拒绝和接受的一代。他们大多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的各大城市里听着打口唱片长大。
在那些陌生而另人激动的名字面前，在轰鸣着的重金属音乐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价值观——那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有别于历史书中的任何青年一代。如果说在他们之前是理想破灭的一代；在他们之后，是获得自由的一代；而他们，是带着青春气息，有点疯狂也有点悲伤，倔强地改变着命运的一代。
我们将他们称为“打口的一代”
关于打口带的记忆碎片
打口对象：王小峰
打口背景：70年代生人，91年接触打口带，中国早期乐评人之一，文风犀利，被誉为“愤怒乐评人”，后从事《音像世界》的编辑工作，以推介并点评欧美音乐为主，99年编辑出版《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现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新近出版个人乐评集《不是我点的火》。
打口语录：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卖打口带，10年后，我在这里记录10年的听觉经历，期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这10年代我来说是最重要的10年，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东西，我在听什么，也许我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
去年这个时候，我赋闲在家，于是就想起了要写个小说，一直就在构思一个和打口带有关的小说：《打口青春》，在写这个小说时，又回忆起与打口带相伴的日子……
当我再次审视这种纯粹舶来品，看到每一盘磁带或一张唱片都被狠狠锯掉一个口子的东西时，心里总会联想到：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与它相伴而过，我们的青春或多或少也被不同深度地被打了一个缺口，当你走过这段岁月，暮然回首时，它的残缺竟是那么的显眼，我们的青春又是与它何其相似啊。
打口带，真是这几代人的缩影。现在30岁以下的人，谁的家里没有几盘打口的磁带或唱片呢。
一、前打口时代（1985-1990）
如果谈打口带，其实就是谈欧美音乐，因为只有欧美音乐才有打口问题。那么，打口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时都会有很多猜测，比如是走私磁带时被中国海关没收，然后毁掉，本来要送到塑料加工厂回炉，但是被有心人劫了皇岗，造福于民。实际上，这是国外唱片公司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比如，唱片公司与艺人在签订唱片合约时，会有一条，公司保证卖出多少张唱片，然后根据卖出的唱片来支付版税。但是，不会有人能把市场算得那么准，所以唱片公司在唱片加工时只能估摸出一个大概数字，比如U2的唱片估计能卖出1000万张，但实际上只卖出了990万张。这时，唱片公司只能根据实际销售数字与艺人结算版税，剩下的10万张就不能结算。但是，艺人必须清楚，这些唱片不能再拿到市场上去卖。于是，公司当着艺人（或代理人）的面，当众销毁这部分滞销产品。这些被销毁的部分不再给艺人提取版税。其实，被销毁的磁带唱片不仅仅是滞销部分，还包括加工、包装、运输、零售过程中出现的破损、错版、退货等残次品。很多人认为，打口唱片如果没有打到歌，音质就没问题，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很多打口唱片都有音质问题。这些被毁掉的磁带唱片就成了废塑料，但是收购这些废塑料的欧美公司很有心计，他们知道第三世界人民喜欢流行音乐，于是在销毁时不是用压路机，而是采用机器打口、扎眼的方式，不管怎么处理，总还是能让人听的。这么操作在艺人那里也能说得过去，反正它被毁掉了。所以，在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打口、扎眼磁带、唱片时，会发现，他们怎么这么会损坏，都损坏得恰到好处，实际上就是为将来的废物利用留个余地。
打口带是在1991年左右流进大陆的，那么在此之前喜欢欧美音乐的人，基本上靠复制来传播。在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东单门市部是一个据点，在上海，中图门口也是一个据点。从复制磁带这一点来看，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的特点就显得很清楚，北京人复制磁带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很少有人以此为生，所以， 1990年那阵子，我在北京中图看到的都是大家把复制好的磁带拿来交换，很少有人卖钱。因为在这些人眼里看来，复制的磁带卖不出什么好价钱，而且很多人认为，买这样的磁带不太划算，没有买方市场也没有卖方市场，所以靠复制磁带挣钱的生意在北京一直就没红火起来。而上海则不然，我当时有很多上海的笔友，都是《音像世界》歌迷会的会员，他们常常在来信中跟我谈到在中图门口买复制磁带。后来我去上海，一个朋友带我去中图，碰见不少“拷兄”，蓝色的索尼磁带，一个封面，价钱在6-10元之间，这样的生意在上海很红火。所以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名副其实。
在前打口时代，我没有买过一盘拷带，也没有何人交换过，因为那时候我的口味在那些厮混的人中算是比较刁的，他们要么喜欢重金属，要么喜欢流行歌，我只喜欢听一些新浪潮和朋克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品种很难找到。用复制的方式传播欧美音乐，虽然慢了点，但在当时也只有这么一种办法。那时的音像店里，欧美流行音乐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大凡在那个时代（1985-1990）喜欢欧美音乐的人，都十分痛苦。
二、打口时代（1991-1999）
我第一次见到打口带这东西是在1990年，也许诸位不相信，我是在中图门市部里见到的，有一张先锋爵士乐磁带，乐队的名字叫Last Exit，磁带盒边上被轻轻地锯了一道痕，定价6元。之后在门市部还看见了一些密纹唱片角上都被轻轻锯了一个大约2厘米的小口，定价在10-33元之间。
1991年冬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琉璃厂华彩音像店进来一批外国处理的磁带，我和那朋友赶紧跑过去，一看就傻眼了，平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进口磁带，大约有400种，而且有很多是我朝思暮想的。当时磁带很贵，14元一盘。我仔细看了看，所有磁带都被打了一个深深的口子，我迟疑地问，这还能听么？同去的朋友显然很有经验：“没问题，接上之后和原版没什么区别。”因为那时候辨认外国磁带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磁带外壳的封面是折在里面的，而不是像国内出版的磁带封面都包在磁带盒外面。另外，磁带本身大都是透明塑料，里面是黑色衬纸，然后文字是打印在塑料盒上的。这样看起来很酷，再看看国内出版的磁带都是两面贴纸，实在太土了。另外，在当时的打口带中，还有一种是白色带壳，这类磁带四角没螺丝钉，采用卡口方式压上去的。一旦磁带被打断，就只能把磁带壳拆开，但拆开之后再合上就显得不好看了，而且合的也不严实。所以，就只能想出一种办法在不撬开带盒的前提下把断带的头引出来，于是就用一种金属片伸进去，一通乱搅和，就莫名奇妙地把带头引出来了。当年听打口带的人，差不多都会这一招。
后来我开始做打口带的买卖，有个朋友自告奋勇去南方给我进货，不过进来的品种和数量显然不如第一次多，不过看着自己喜欢的专辑，真不想卖掉，于是我先留下一部分，剩下300多盘便以很低的价格处理给一些熟人。我经常背着书包跑道中图门口，贩卖那些烂带子，有一次，有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看到我手里有一盘 Pink Floyd的《月缺》专辑，这个专辑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尖货中的尖货，我自己为什么没留下，因为这带子有问题，有一面音质奇差，所以我想5块钱把它卖掉算了。结果这个小男生看中了这盘带子，他当时带来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为了显示他的阔绰，张嘴就说：“30块钱你出么？”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还真不想坑害他，就在我支支吾吾的时候，他又说：“再加5块。”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他：“这带子有一面有问题。”他于是拿出随身听，听了一会儿，说没问题，我听了一耳朵，这问题也太明显了，可他实在太诚恳了，就狠心卖给他了。像他这样花钱如流水的人，在当时买打口带的人中的确少见。
有一次，一个说话特深沉的人来找我，他戴着一副远视镜，皮肤黑黑的，见到我就说他喜欢鲍勃·马利，我一听高兴坏了，手里一堆鲍勃·马利的磁带处理不出去，可见到一个知音了。于是就把这些东西隆重推荐给他，他高高兴兴地把这些糟杆买了回去。N年之后，在一次还算比较正规的摇滚演唱会上，我看到台上有个人正中规中矩地唱布鲁斯，我定睛一瞧，这不是买我的鲍勃·马利磁带那个人吗，怎么改行唱歌了。他怎么没唱Reggae，唱起了BB King，早知道我当初把那些布鲁斯的磁带卖给他了，后来一打听，说这支乐队叫“鲍家街43号”，那个戴远视眼镜的人叫汪锋。
其实后来玩摇滚的人当初都是听打口带的，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特色吧。比如“麦田守望者”、“天堂”、左小祖咒等等，或许，每一个乐队名字后面都有一段坎坷屈辱的打口带贩卖史……
1994年春天，我去了一次天津，正好赶上六里坛进了一批新货，我转了一下午，买了25张唱片，这是我第一次买打口唱片，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听磁带，家里音响也不能放CD。这次买回来唱片，让我不得不考虑一件事，买一台激光唱机。从此，我就开始了疯狂买唱片的生涯，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的唱片就超过了 1000张（平均每天买1张还要多）。现在，我看着书架上的任何一张打口唱片，都能想出来这张唱片是从哪里买的，摊主是谁，当时的情景怎么样，真是历历在目。后来，我不买磁带了，再也没有买过一盘打口磁带，哪怕它是一张我非常喜欢听的专辑。
转眼间，听打口听了整整10年了，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卖打口带，10年后，我在这里记录10年的听觉经历，期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这10年代我来说是最重要的10年，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东西，我在听什么，也许我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当《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曾经跟出版社说：能否把名字改成《打口唱片选购指南》？把出版社的编辑吓了一跳。付翀对我说：“回头你一定要送我一本。”我说没问题，我一定给书锯一个口子之后送给你。
三、后打口时代（2000-）
之所以以这个年份作为后打口时代，这时的打口行业开始进入平缓期，所进来的品种和数量较之以前少了很多，网络的兴起让无数乐迷有了打口之外的更多选择。我相信，将来某一天，打口带现象会消失，也许，比我们更小的一些孩子在听到打口带这个名词是会感到陌生，他们可能会少了我们这一代人收集打口唱片的乐趣。的确，每一代人都会有它的特征，我们这一代的特征就是都有一个口子。
我热爱打口，在我们中国内地还没有HMV或Tower Records之前，我们只能选择打口，我喜欢这种感觉：面对花花绿绿的磁带、唱片，眼睛盯着各种字体的名字，一种愉悦、兴奋、刺激、寻找、发现、获得、占有、欣喜的感觉油然而生，在买打口的过程中是快乐的，这种快乐有时让人达到忘我的地步，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头脑发热，倾家荡产……
谨将此文献给那些热爱打口带的兄弟姐妹们，记住吧，这段给我们带来美好憧憬的岁月。
他们是来解迷的
打口对象：邱大立
打口背景：90年代广州知名打口商人，为国内乐队提供大量音乐资料，现为《非音乐》特约编辑，《明星周刊》特约撰稿人，创办“第一印象”工作室，从事音乐资料的提供与推介工作。
打口语录：我坚信一句话，“我们应学会在一小时内经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对我来说，打口就是这一小时能给予我的“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
93年底，我花3块钱在家乡安徽芜湖的一个小店里买到了第一盘打口带，Joni Mitchell的《夜晚兜风回家》。后来，我的经历告诉我，它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购物。就是这张专集，我第一次尝试翻译。94年元旦，陪一个上海朋友挑碟时，我买到Concrete Blonde的〈漫步于伦敦城〉，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乐评。老板是一位胖胖的阿姨，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在家乡的乐迷心目中，她早已是芜湖的打口教母。买打口的不会太多，但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后来我得知，他们基本都是师范院校学美术的学生。再后来，我得知打口都是从南方来的，一颗心就再也守不住了。半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我终于拎了一个皮箱，坐了36小时火车，南下到了广州。一路上，我很兴奋，但更多的是紧张。只记得那是一个洪水四处肆虐的酷夏。在江西，我看到成片成片的农村变成了江南水乡。为了这场洪水，我付出的代价是火车晚点12个小时。
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音乐杂志社做编辑，同时负责打包、发货、翻制录象带。周末没事时，就去打口市场。94年在东二电器城、南方大厦都买过。95年初，一个广州朋友把我带到了惠福西路进步商场一个云南人开的店里。他是受家乡一个朋友连累逃到广州的。后来聊天得知，他比我晚一个月到广州。他给我的价格是最优惠的，全是5块。后来，我也带了很多朋友去他那里买。
96年初，我离开了广州，想去北京、天津开店。在北京，我姨妈差点让我去跟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学修车。最后我终于逃离了这两个可爱的城市。我又两次去了深圳，到了那里，我发现原来中国还有比北京、天津更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方。96年底，我在广州自费印了一本小册子〈声音〉，想到学校去推销。一个在外语学院读书的朋友建议我进一批打口，可能会有促销效果。
我骑车到三元里进了一箱。结果，在那个冬天里，我的杂志只卖出4本，打口却越卖越多。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坐在学生食堂门口花坛前的心情。“我是一个编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那个下午，我卖出了7张，赚了21块。
这21块给了我重大信心。
97年春节后，我又去了深圳，在那里认识了盘古。这是我第一次听国内地下音乐。我写下了国内第一篇盘古文章《盘古复仇记》。也许就是这篇文章让我又回到了广州。从此，我再也不敢随便乱跑了。
97年底，我在广州打口界的知名度开始节节上升。顾客群主要是学生。这一年，也是我写作最勤奋的一年。从早到晚，除了吃饭时间，我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不停地写。资料都是从打口里找的。有一天晚上，我打开了收音机，忽然听到在放Ultra Vivid Scene，然后主持人开始介绍，而他的稿子，正是我在M·H写的一篇4AD乐队的文章《Ultra Vivid Scene的孤独恋歌》。但他肯定不知道，在那一晚的听众中，有一个正是那篇稿子的作者。
98年4月，广州举办了一场“中国音乐新势力”音乐节，我称之为中国摇滚的广州起义。中国摇滚乐迷认识盘古和舌头就是在这次地下盛会上。演出结束后，舌头到我家住了两天。在这两天里，他们在我家翻箱倒笼，最后，每个人都捧了一个大大小小的箱子等我算帐。我开出了我平生以来的最低价：CD4块，磁带3块。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吞挑碟时的样子。他东摸摸，西看看，放下去，又举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到底哪个对他是有用的。他们几乎都挑了“克里姆森国王”。后来，我想不只一个人在他们的音乐里看到了“克里姆森国王”的幻影。事实上，我早已把舌头看作是中国摇滚的“克拉玛依国王”。后来，郭大刚一直让我帮他找电影配乐。
音乐节彻底了结后，就轮到杨波到我家大举进攻了。在我家天台上，杨波语重心长地试图说服我把仅存的一盘“瘦皮小狗”89年的专集让给他，但在最后关头，我还是顶住了压力，认清了形势。“你可以借”。最后，杨波惆怅地喝完了舌头剩下的半箱啤酒，也抱了一个大箱子回家了。
8月31日下午，李劲松与王磊采样音乐会在YY迪士高举行，杨波把一本《朋克时代》创刊号递给我。在此后的两年里，我给杨波编的《朋克时代》、《盛世摇滚》、《自由音乐》写了很多稿。一篇关于Pink Floyd第一任主唱Syd Barrett的文章《被道德遗忘的神曲》让我交到了祖咒这个好朋友。因为Syd Barrett也是他的偶像。后来，每次演出聚会，祖咒都要跟我提Syd Barrett ,我都烦了。看来我再也没写出比Syd Barrett更好的文章了。2000年夏天，我找到了一堆扎眼的爵士乐磁带。我试着给杨波拿了一些，没想到他的反应好极了。这些都是铬带，音质比CD还好。杨波专程买了一台带卡座的机子，就是为了听这些磁带的。从此，我把杨波带上了爵士乐的不归路。后来，他比我更疯狂、更用功。据彬儿反映，每次岗顶老板娘给杨波打电话时，杨波都不敢去了。
我知道，杨波不是第一个！
2001年5月，我和盘古去桂林录音。录完后，就和彭洪武开始筹办《非音乐》杂志。每一期选歌时，我们都会从打口里挑一些歌，因为我总爱一些毫无名气的艺人，但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同样是煽情的。彭洪武说，大立，不能太多，否则北方乐迷要绝食了。从2002年起，我开始向定下的目标进军，“远离乐迷，靠近人民”（听说祖咒在同期的口号是“靠近乐迷，靠近人民”）再后来，我的乐评越来越少，很多读者都投诉了，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因为彭洪武是在做《是音乐》，而我是在做《非音乐》。
10月，一次，两个广东海安的大学生来我家挑碟。在做饭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有一个错觉，你们来这里主要不是找资料，而是来解迷的。”他们不太好意思地笑笑，“差不多吧！”
去年6月底，祖咒到珠海、深圳演出，后来顺路来了趟广州。98年12月，他来广州参加“以音乐的名义”音乐节演出时，曾在我家买了100张碟，后来他向一个朋友透露，他觉得只有“克罗那斯四重奏”还能听，其他都不行。他这次很聪明，他用他的专集《左小祖咒在地安门》跟我换我的打口。我知道，这次他回去再也不会说大立的货不行了。否则，他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他这次对我的货非常满意。尤其是我送他的那张法国传奇老太太Brigitte Fontaine让他爱不释手。其实，是去年5月舌头到广州演出时，键盘手郭大刚在我家先买到的，后来被他发现了，他人还没到广州，就已先在电话里预订了。发现在中国的音乐人里，我认为祖咒和敖博是从打口里获益最多大的人，他们搞出来的东西有天壤之别，但他们懂得活学活用的原理。祖咒在Laurie Anderson的小提琴里找到了他的阿丝玛，而敖博在Joni Mitchell 的吉他里闻到了死亡民谣的气息。
7月底，我与三个广州朋友开了一家打口店，第一印象。从开店到现在3月底整8个月里，我们四个股东一分钱都没拿过。我开玩笑地说，第一印象都成广州打口业的福利机构了。有一件事很难忘，是我们葫芦岛籍的营业员告诉我的。有一天，一个少妇到了我们店里，她说想找Billie Holiday的，因为她只要一放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歌，她一岁多的儿子就不哭了。看来，爵士真的可以绝拭（泪）了。
去年夏天，给《明星周刊》写了不少稿。有一次是做西方十大女性民谣专题，找遍所有收藏，才发现真正能称之为民谣的女性实在寥寥无几。不会自己创作和弹奏乐器的，哪怕她是大牌，我也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清除出民谣队伍。那一次，我做了凌晨2点多。做完后，我对杨波说，这个专题完全是对我们中国乐评人专业的一大讽刺，它暴露了我们在很多方面的一穷二白。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趁机可以进行再次学习。
去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我资料室里左边一个CD架已放得满满的，这1000多张碟都是我去年找到的。我开始系统分类，古巴、阿拉伯、雷鬼、电影配乐、爵士乐、法语、手风琴、钢琴、民谣。我也许会为它们打一辈子工，我也许会因为它们而被那些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嘲笑一辈子，但是我坚信一句话，“我们应学会在一小时内经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对我来说，打口就是这一小时能给予我的“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
去年12月回老家时，路经八中门口时，我发现，那家小店还在，但不要说打口，连《音乐天堂》都没有了。
不被怀念的时代
打口对象：红枫
打口背景：NEWBEE唱片公司老板，曾从事打口
打口语录：我不怀念是因为打口的辉煌标志着我们当初信息资源的落后，只有良性的环境能够真正给中国音乐带来健康成长的机会，如果打口的灭绝换来的是一个良性的市场，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甲壳虫：80年代是中国原创流行音乐开始萌芽的时期，可否简要的描述一下那时候国内的音乐现状？
红枫：的确是萌芽，那个时期不少人刚刚开始接触国外的音乐，最直接的还是来自香港台湾的二手音乐，对内地音乐人产生最初影响的，是由港台歌手翻唱的欧美或日本流行歌曲，这是一种第三手的营养。真正起到历史性作用的无疑是崔健，尽管他也一样在无数合集里翻唱过欧美流行歌。这个萌芽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资讯还不够发达。
甲壳虫：在80年代末，打口带开始出现并被大量复制，而此时也是国内的原创音乐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二者有什么偶然的或者必然的联系么？
红枫：其实中国的市场上最早出现的并不是打口带，而是一些来自港台的copy磁带，一些所谓的“音乐人”从中筛选，然后让内地的歌手重新录制，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甲壳虫：比如创下国内发行量记录的张蔷？
红枫：对，不少歌手都在那时候赚过这种没有版权的钱。后来在各地的“中图（中国图书进口总公司 ）”门前开始有了一帮“拷兄”。当然各地的中图也是比较重要的资讯来源，但是进口磁带、LP的价格太高，“拷兄”们才应运而生，我也是一样。
甲壳虫：你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打口带的么？
红枫：对，最初都是给别人翻录一些专辑，目的是赚点钱再买原版，打口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对于乐迷而言，这是一次信息革命，打口带几乎成为了推动内地流行、独立音乐的催化剂，打口带让不少人有了崭新的聆赏经验和审美标准。
甲壳虫：在对待海外文化的进入上，那时侯和现在人们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红枫：那个时期因为资讯还不够发达，因此对接触到的新鲜文化大家都如饥似渴，因为少，我们也有了充分的消化时间，而现在信息资讯的渠道畅通，相反大家的专注程度倒变得无所谓，过多的新鲜资讯的涌入，让新人类们都只了解了个皮毛，潮流的更替也影响着一些时髦的追随者，相信这些人从来没有把一张唱片听烂过，不过，对于那些有心人而言，目前资讯的畅通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充足的养分。
甲壳虫：现在的不少乐评人、乐队、音乐人（包括您自己在内），都是从听或者卖打口带开始，是打口带成就了他们，还是他们使得打口带成为一种潮流呢？
红枫：打口带肯定是让这些人拥有更丰厚的经验，作为时代的产物，他的作用在双方，别无选择。
甲壳虫：就目前来看，打口带作为一种舶来品，所代表的西方尤其是欧美音乐对于国内的流行音乐是形成冲击？还是作为营养而被吸收呢？
红枫：冲击其实还谈不上，更多还是营养和经验，但是这也让更多的乐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标准，让做音乐的人有了更大的压力，打口带虽然在不少城市都有，但是毕竟它没有成为音像市场的主流。
甲壳虫：从打口市场的变化上能反应出中国音乐的变化情况吗？
红枫：这倒不大突出，打口市场仅仅是投机生意而已，中国的音乐状况由自身诸多问题影响着，脚步缓慢，倒不如说真正影响中国音乐命运的是盗版。
甲壳虫：目前国内打口市场的现状怎样？购买群和最初有变化么？您觉得未来的走势怎样？
红枫：目前打口市场的状况我不大了解，毕竟现在又重新回到购买者的角色上，购买群倒是比原先更广泛了，打口的走势不是可以估计的，毕竟这个渠道的源头不在我们这里，不过最近买了批原盘倒是蛮实惠的（笑）。
甲壳虫：实质上，打口带是在国外销毁的音乐垃圾，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却成为国内的乐迷接触西方音乐的媒介，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样一种另人尴尬的现象呢？
红枫：这种尴尬就是我所说的残缺，有时候看穿了就知道，现在即便没有了打口带，不少人还是可以利用mp3共享来收集资料，其实这种尴尬被太多的快感消解了。
甲壳虫：随着资讯的发达，乐迷几乎可以随意下载自己所喜欢的某个国外乐队的新歌，盗版的猖獗也使得打口带的资源优势不再明显，这是否意味着打口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红枫：打口带市场本来就不是一个持久而应受保护的市场，我说过那是投机生意，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打口仍旧有它的优势，盗版不可能有那么多品种，毕竟盗版是为主流市场服务的，所以打口带的优势至今还是存在的。
甲壳虫：可不可以将网络时代作为后打口时代呢？
红枫：我觉得网络时代与打口文化无必然的联系，打口带是一种无须被取代的东西，真正能够让打口带灭绝的是良性的正版市场环境和优厚的经济基础。
甲壳虫：在经历了从打口商到唱片公司老板的角色转变后，你目前正在身体力行的是什么？打口经历对你目前所从事的事情有影响么？
红枫：打口无疑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很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元素，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坚持着对自己喜欢的艺人买正版支持，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打口经历不仅让我了解到更多的音乐风格，最重要的是让我熟悉了唱片销售和推广的一些基本的经验，93年前后我是北京中图门前生意最好的打口带销售者，在那个时期也结识了大量的朋友，这对我而言很重要， 在newbees出品的第一张专辑上我还特别感谢了当年在中图门前的朋友们。
甲壳虫：您觉得打口是一种生活状态还是仅仅是一种点缀？
红枫：我从来不神话打口，我个人觉得它仅仅是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某一个途径，而打口的一代是饥渴的一代、遗憾的一代、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一代，这些人有不少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中坚力量，我觉得打口不该仅仅是个说法，应该是一种顽强的精神，体现在对于音乐的探求。
甲壳虫：还记得你第一张打口带的名字么？
红枫：我买的第一张打口带是cure 89年的专辑《崩溃》，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人听，很便宜（笑） 。
甲壳虫：如果给你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你是愿意出生在当初的打口年代？还是现在？
红枫：我希望出生在英国的朋克运动时期，或者在美国的CBGB俱乐部打发青春期，呵呵，我其实无悔于70年代出生，尽管70年代的尴尬就如同打口的尴尬一样。
甲壳虫：有没有这样一种假设，在N年以后，会有中国的打口带在国外被追捧。
红枫：呵呵！这是狂想了，即便让国外的音乐家十年内没有进步，中国的音乐也仍旧赶不上去，N字用得很伤感，其实我不怀念打口辉煌的年代。
甲壳虫：不怀念是因为伤感么？
红枫：我不怀念是因为打口的辉煌标志着我们当初信息资源的落后，只有良性的环境能够真正给中国音乐带来健康成长的机会，如果打口的灭绝换来的是一个良性的市场，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甲壳虫：尽管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假设，但这应该是所有国内的音乐人的梦想，无论是打口的一代，还是今后的某某一代，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希望其中会有你的NEWBEE做的音乐。
红枫：如果newbees的唱片出现打口，那可能是我们被收购了，哈哈。
打口青年的七种武器
七种武器之记忆力
要成为一位打口青年，首先必须博闻强识。打口都是外国的音乐，一堆打的残破的塑料制品里，你要不知道谁是谁，谁好听谁不好听，谁是什么风格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你要不知道可就是抓瞎了。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就不知道，就看哪个封面看的好就买哪个，结果虽然也买到了“煤油炉”，但是还是花了好多冤枉钱。当然了，你说你有钱，一次全买回去听，不好的扔我也没办法。但是一般听打口的都不是很有钱，所以你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只有一个：记。
记是打口青年的必备武器，不过要掌握好实在是不容易，其运动量不亚于考英语六级，不过还真有能塌下心背的，我认识一位，平时英语不及格，但是你要问他 AUTEURS是干啥的，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不知道。甚至长一点的乐队和专辑名字都知道，我们淘东西的时候喜欢带上他，比带给笔记本还方便。不过他也有个缺陷，就是只知道英文名字不知道中文的，甚至一个乐队的名字，你把单词倒一下顺序他就不知道了。你知道他怎么记的？就是纯粹死背。办法是笨了点，但是精神很值得赞赏。
有的时候，背名字很费事，比如有盘专辑的名字叫《Frankie Pett Presents the Happy submarines playing the Music of deed Voices On Air》（弗蓝克·佩特通过播放”飞机上的死亡之音“的音乐来表达快乐的海下生物）这个别说英文背不住，中文也很难背住这个毫无头绪的名字。这个时候就不能光记名字了，就要记专辑封面。这种方法比前一种好记。比如一见青色背景下的蜡烛，不用说一定是SONIC YOUTH的《白日梦国度》，见卡通封面很可能是“煤油炉”，那个眼圈黑黑的小姑娘一定是EELS的专辑上的，黄香蕉绝对是“地下丝绒”，水里的婴儿呢？肯定是《别在意》。好在打口的封面都做的非常有个性，所以记起来也就好记，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失效的时候，因为海关人员用来打口的设备不太专业，所以打到哪也不一定，再加上多层转手，没准你见的时候封面已经很难辨认了，这个时候你记的那些也就没用了，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名字和图片一起记，相互对照一下，不过这就不仅仅是费脑子的问题了。
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记厂牌，什么格芬呀4AD呀，有点用肥皂只用X牌的意思，但是这个风险大一点，同样一个厂牌，出的专辑有的时候并不能保证质量，有的时候你冲着厂牌去的，结果买回去一听并不好，那多糟心。
我开始听打口的时候关于国外音乐的资讯非常之少，有点象你买了一台进口的仪器却没有说明书一样，那个时候一本《音乐天堂》都会传过来传过去，直到传没了，要是有人能弄到一本《音乐殖民地》或者国外的摇滚杂志，那他一定会被别人羡慕的眼光砸成相片，要是哪本音乐杂志出个“欧美**音乐简介”肯定会有人按上面写的去找。要“强识”你首先要想办法“博闻”，不夸张的说，老的打口青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怎么找到更全更新的资料上了，那时刚刚出现网络，有一批条件好的就从国外的音乐网站扒下来原文，然后再翻译过来传播出去……据说有人就是这么过了英语八级，这当然是一个玩笑，现在有了网络，对外的资讯渠道也发达了，好象我说的这些很难想象，但是谁能忘记老一代的打口青年的劳动呢？说起来，还是艰苦的环境锻炼人呀。
七种武器之品位
我们都知道，欧美音乐的分类特别复杂，光是摇滚乐里的一个分支后哥特就能分十多种来。我们的精力和金钱都有限，要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淘打口的事业中是绝对不够用的，所以你必须要会找，为什么把买打口叫“淘”，这个词是十分形象的，好象是在一堆沙子中找金子一样，你要不直到哪个好哪个不好怎么能保证自己淘到好东西？当然了，你可以用背的方法，记一些知名的乐队和专辑，比如披头仕呀滚石呀涅磐呀这些的，但是你总有记不到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独立厂牌的东西，你怎么保证自己都知道？而且买打口这个事情，多半是运气活，你淘的时候漏了的东西很有可能会被别人淘走。等你翻回头知道你刚才放过去的那张是多么有价值，再回去找的时候，说不定早没了。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在眼皮底下生生的让PIXIES的带子漏过去了，而且还只卖10块，后来花了30元才又买到一张，这件事情一想起来就后悔，只怪我那个时候学艺不精呀。
淘带子最重要的是品位，你淘出来的东西万一让别人觉得没品位那应该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买了不少“潘多拉”的东西，让其他人好好的嘲笑了一番，本来挺爱听的东西听起来也没意思了，往人前一站老觉得自己特没文化没品位，这种郁闷的状况直到我嘲笑一位买了麦当娜的朋友的时候才得以解脱。听音乐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让人觉得你听的东西很没品位，就好象在精神上低人一等一样，那个滋味真的不好受。
要保持品位，最要紧的是保持好奇心很求知欲，老想听好的尖的，就会不停的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你也就会从一个初级打口爱好者成长为打口青年。
七种武器之决心
前面说了，买打口的都不是很有钱，即使有些人一下子能买100张，其实还是没钱，道理很简单——真有钱的人根本不听那个。听打口的人，特别是青年，大多数是学生，经济上没有独立，所以要拿出钱来买打口真是一件不很轻松的事情，说起来打口青年真的很傻，竟然拿吃饭的钱去买一些塑料垃圾，而且还管这些垃圾叫 “精神食粮”，这个事情上真的说不清楚，你要真迷上一个东西你就愿意为它放弃一些别的，比如饭。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是父母给的在学校吃晚饭用的，因为学校要上晚自习，结果我全用来买打口了，现在想来虽然有点对不起父母，但是更多的是一种疑问：一个正是饭量大的年纪的半大小子，竟然能忍着饿不吃晚饭，而且一忍就是5年多，实在是傻的可以。好在当时有一些和我一样傻的人，大家都把自己吃饭的钱给省出来买打口，这样看起来我就不是最傻，心理多少平衡点。
知道了钱来的不容易，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一个打口青年要有决心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要有“决断力”。你买一盘带就是拿自己的饭钱换的呀，没有扛饿的思想准备你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再有，要是你一次看上好几盘，你带的钱又不够，你就必须在买哪盘不买哪盘之间做痛苦的抉择，要是碰巧你都很喜欢，那就需要太大的决心了。
七种武器之─脸皮
既然是穷人，有的时候你就必须想办法少花钱，我知道很多打口迷同时也是侃价高手，一张20元的打口他们能10元拿走，有的时候能为几毛钱跟老板磨半天。这里面男同胞居多，能干出这样的事情，脸皮不厚可不行。
一般的情况，你要突然淘到一张自己喜欢的东西，千万不要喜形于色，要压制自己，做无所谓的样子向老板问价钱，老板要报出一个比较低的价钱面部千万不要因为激动而抽搐，这个时候还要再侃价，能省一块是一块，侃不下来就要假装走，这招还不管用就绕一圈再回来，开始跟老板磨，磨的老板没招了就算成了，这个过程之中，你脸皮稍微薄一点就不好完成。虽然这招很管用，但是使用范围很有限，首先你得正好找到一张老板不知道的好东西，或者说找到一个不识货的老板，这就很难，一般来说，卖打口的自己也是打口迷，他不知道的你可能也不知道。而且，既然老板自己就是打口迷，所以有时候，他如果不是急着把手里的货出了，他根本不在乎你不买，不买正好拿回去自己听，我后来卖打口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少讲价，卖不出去就自己听。最后，这招对一些热门的专辑不管用，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你不买别人会去买，所以，有时候即使拉下脸皮也不见得奏效，这招还是建议有选择的使用，要不然，到时候脸也不要了，价钱还没侃成，损失就太大了。
七种武器之─耐性、体力、交流
要当打口青年，还有三样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耐性、体力和交流能力，先说耐性，打口这个东西不象别的商品，什么时候来，来什么品种，来多少有个定数，打口没这个，你总不能跟海关的人说“这拨你们扣点音速青年，下拨扣点治疗”吧，别说人家不听你的，就是真这么干了，那东西也不一定到你手里，所以就得靠运气，赶上这拨了算你走运，赶不上就没办法了，但是谁也没这么好的运气，那你就得经常的去看看，去十次能碰上一次其他九次就没白去，
这就需要耐性了，没耐性可不行。这还不算，淘带子的时候，你有时候就得在上百的磁带CD中找好的，没个耐性哪行？
交流就不用多说了，打口青年之间要交流，和老板要交流，这样才能做到互通有无，大家都有利。特别是老板，其实他是很愿意跟你侃音乐的，有的时候他能放下生意不干跟你侃半天，好多老板都是乐迷，所以大家真正交流好了会建立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我就和一个老板混的很熟，后来他有什么好的就给我留着，价钱还比较公道，到最后我们俩干脆合伙了，有这样的朋友也算是打口所赐的吧。
最后要特别说说体力，作为一个打口青年没体力是不行的。我到不是说让大家跟人家抢东西，我说的是一些基本的事情上对体力的要求。你比如你淘带子的时候，往那一顿，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两个小时，挑的头晕眼花的，猛一站起来，要是身体弱，马上就会供血不足，眼前发黑，严重的还会晕过去，你没体力撑的下来吗？再说淘东西的时候你有时候需要走街串巷，这不都得靠体力吗？
以上说的是作为一个打口青年必备的七种技能，掌握了这七种技能，你就算是在成为一个合格的打口青年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有人要我给打口青年做一描述，我更愿意引用“珍珠酱”乐队的一句歌词——我们全身每个毛孔都啜饮着音乐，醉态中我们倾吐出发自肺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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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贾/吉他福 发布时间：2024/7/9 17:32:00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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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打口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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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bullet 病人头儿
他们是残缺的一代、寻找出口的一代、不甘寂寞的一代、创造边缘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代、懂得拒绝和接受的一代。他们大多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的各大城市里听着打口唱片长大。
在那些陌生而另人激动的名字面前，在轰鸣着的重金属音乐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价值观——那是一个全新的自我，有别于历史书中的任何青年一代。如果说在他们之前是理想破灭的一代；在他们之后，是获得自由的一代；而他们，是带着青春气息，有点疯狂也有点悲伤，倔强地改变着命运的一代。
我们将他们称为“打口的一代”
关于打口带的记忆碎片
打口对象：王小峰
打口背景：70年代生人，91年接触打口带，中国早期乐评人之一，文风犀利，被誉为“愤怒乐评人”，后从事《音像世界》的编辑工作，以推介并点评欧美音乐为主，99年编辑出版《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现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新近出版个人乐评集《不是我点的火》。
打口语录：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卖打口带，10年后，我在这里记录10年的听觉经历，期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这10年代我来说是最重要的10年，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东西，我在听什么，也许我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
去年这个时候，我赋闲在家，于是就想起了要写个小说，一直就在构思一个和打口带有关的小说：《打口青春》，在写这个小说时，又回忆起与打口带相伴的日子……
当我再次审视这种纯粹舶来品，看到每一盘磁带或一张唱片都被狠狠锯掉一个口子的东西时，心里总会联想到：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就是与它相伴而过，我们的青春或多或少也被不同深度地被打了一个缺口，当你走过这段岁月，暮然回首时，它的残缺竟是那么的显眼，我们的青春又是与它何其相似啊。
打口带，真是这几代人的缩影。现在30岁以下的人，谁的家里没有几盘打口的磁带或唱片呢。
一、前打口时代（1985-1990）
如果谈打口带，其实就是谈欧美音乐，因为只有欧美音乐才有打口问题。那么，打口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时都会有很多猜测，比如是走私磁带时被中国海关没收，然后毁掉，本来要送到塑料加工厂回炉，但是被有心人劫了皇岗，造福于民。实际上，这是国外唱片公司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比如，唱片公司与艺人在签订唱片合约时，会有一条，公司保证卖出多少张唱片，然后根据卖出的唱片来支付版税。但是，不会有人能把市场算得那么准，所以唱片公司在唱片加工时只能估摸出一个大概数字，比如U2的唱片估计能卖出1000万张，但实际上只卖出了990万张。这时，唱片公司只能根据实际销售数字与艺人结算版税，剩下的10万张就不能结算。但是，艺人必须清楚，这些唱片不能再拿到市场上去卖。于是，公司当着艺人（或代理人）的面，当众销毁这部分滞销产品。这些被销毁的部分不再给艺人提取版税。其实，被销毁的磁带唱片不仅仅是滞销部分，还包括加工、包装、运输、零售过程中出现的破损、错版、退货等残次品。很多人认为，打口唱片如果没有打到歌，音质就没问题，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很多打口唱片都有音质问题。这些被毁掉的磁带唱片就成了废塑料，但是收购这些废塑料的欧美公司很有心计，他们知道第三世界人民喜欢流行音乐，于是在销毁时不是用压路机，而是采用机器打口、扎眼的方式，不管怎么处理，总还是能让人听的。这么操作在艺人那里也能说得过去，反正它被毁掉了。所以，在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打口、扎眼磁带、唱片时，会发现，他们怎么这么会损坏，都损坏得恰到好处，实际上就是为将来的废物利用留个余地。
打口带是在1991年左右流进大陆的，那么在此之前喜欢欧美音乐的人，基本上靠复制来传播。在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东单门市部是一个据点，在上海，中图门口也是一个据点。从复制磁带这一点来看，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的特点就显得很清楚，北京人复制磁带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很少有人以此为生，所以， 1990年那阵子，我在北京中图看到的都是大家把复制好的磁带拿来交换，很少有人卖钱。因为在这些人眼里看来，复制的磁带卖不出什么好价钱，而且很多人认为，买这样的磁带不太划算，没有买方市场也没有卖方市场，所以靠复制磁带挣钱的生意在北京一直就没红火起来。而上海则不然，我当时有很多上海的笔友，都是《音像世界》歌迷会的会员，他们常常在来信中跟我谈到在中图门口买复制磁带。后来我去上海，一个朋友带我去中图，碰见不少“拷兄”，蓝色的索尼磁带，一个封面，价钱在6-10元之间，这样的生意在上海很红火。所以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名副其实。
在前打口时代，我没有买过一盘拷带，也没有何人交换过，因为那时候我的口味在那些厮混的人中算是比较刁的，他们要么喜欢重金属，要么喜欢流行歌，我只喜欢听一些新浪潮和朋克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品种很难找到。用复制的方式传播欧美音乐，虽然慢了点，但在当时也只有这么一种办法。那时的音像店里，欧美流行音乐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大凡在那个时代（1985-1990）喜欢欧美音乐的人，都十分痛苦。
二、打口时代（1991-1999）
我第一次见到打口带这东西是在1990年，也许诸位不相信，我是在中图门市部里见到的，有一张先锋爵士乐磁带，乐队的名字叫Last Exit，磁带盒边上被轻轻地锯了一道痕，定价6元。之后在门市部还看见了一些密纹唱片角上都被轻轻锯了一个大约2厘米的小口，定价在10-33元之间。
1991年冬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琉璃厂华彩音像店进来一批外国处理的磁带，我和那朋友赶紧跑过去，一看就傻眼了，平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进口磁带，大约有400种，而且有很多是我朝思暮想的。当时磁带很贵，14元一盘。我仔细看了看，所有磁带都被打了一个深深的口子，我迟疑地问，这还能听么？同去的朋友显然很有经验：“没问题，接上之后和原版没什么区别。”因为那时候辨认外国磁带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磁带外壳的封面是折在里面的，而不是像国内出版的磁带封面都包在磁带盒外面。另外，磁带本身大都是透明塑料，里面是黑色衬纸，然后文字是打印在塑料盒上的。这样看起来很酷，再看看国内出版的磁带都是两面贴纸，实在太土了。另外，在当时的打口带中，还有一种是白色带壳，这类磁带四角没螺丝钉，采用卡口方式压上去的。一旦磁带被打断，就只能把磁带壳拆开，但拆开之后再合上就显得不好看了，而且合的也不严实。所以，就只能想出一种办法在不撬开带盒的前提下把断带的头引出来，于是就用一种金属片伸进去，一通乱搅和，就莫名奇妙地把带头引出来了。当年听打口带的人，差不多都会这一招。
后来我开始做打口带的买卖，有个朋友自告奋勇去南方给我进货，不过进来的品种和数量显然不如第一次多，不过看着自己喜欢的专辑，真不想卖掉，于是我先留下一部分，剩下300多盘便以很低的价格处理给一些熟人。我经常背着书包跑道中图门口，贩卖那些烂带子，有一次，有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看到我手里有一盘 Pink Floyd的《月缺》专辑，这个专辑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尖货中的尖货，我自己为什么没留下，因为这带子有问题，有一面音质奇差，所以我想5块钱把它卖掉算了。结果这个小男生看中了这盘带子，他当时带来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为了显示他的阔绰，张嘴就说：“30块钱你出么？”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还真不想坑害他，就在我支支吾吾的时候，他又说：“再加5块。”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他：“这带子有一面有问题。”他于是拿出随身听，听了一会儿，说没问题，我听了一耳朵，这问题也太明显了，可他实在太诚恳了，就狠心卖给他了。像他这样花钱如流水的人，在当时买打口带的人中的确少见。
有一次，一个说话特深沉的人来找我，他戴着一副远视镜，皮肤黑黑的，见到我就说他喜欢鲍勃·马利，我一听高兴坏了，手里一堆鲍勃·马利的磁带处理不出去，可见到一个知音了。于是就把这些东西隆重推荐给他，他高高兴兴地把这些糟杆买了回去。N年之后，在一次还算比较正规的摇滚演唱会上，我看到台上有个人正中规中矩地唱布鲁斯，我定睛一瞧，这不是买我的鲍勃·马利磁带那个人吗，怎么改行唱歌了。他怎么没唱Reggae，唱起了BB King，早知道我当初把那些布鲁斯的磁带卖给他了，后来一打听，说这支乐队叫“鲍家街43号”，那个戴远视眼镜的人叫汪锋。
其实后来玩摇滚的人当初都是听打口带的，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特色吧。比如“麦田守望者”、“天堂”、左小祖咒等等，或许，每一个乐队名字后面都有一段坎坷屈辱的打口带贩卖史……
1994年春天，我去了一次天津，正好赶上六里坛进了一批新货，我转了一下午，买了25张唱片，这是我第一次买打口唱片，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听磁带，家里音响也不能放CD。这次买回来唱片，让我不得不考虑一件事，买一台激光唱机。从此，我就开始了疯狂买唱片的生涯，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的唱片就超过了 1000张（平均每天买1张还要多）。现在，我看着书架上的任何一张打口唱片，都能想出来这张唱片是从哪里买的，摊主是谁，当时的情景怎么样，真是历历在目。后来，我不买磁带了，再也没有买过一盘打口磁带，哪怕它是一张我非常喜欢听的专辑。
转眼间，听打口听了整整10年了，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卖打口带，10年后，我在这里记录10年的听觉经历，期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这10年代我来说是最重要的10年，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东西，我在听什么，也许我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当《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曾经跟出版社说：能否把名字改成《打口唱片选购指南》？把出版社的编辑吓了一跳。付翀对我说：“回头你一定要送我一本。”我说没问题，我一定给书锯一个口子之后送给你。
三、后打口时代（2000-）
之所以以这个年份作为后打口时代，这时的打口行业开始进入平缓期，所进来的品种和数量较之以前少了很多，网络的兴起让无数乐迷有了打口之外的更多选择。我相信，将来某一天，打口带现象会消失，也许，比我们更小的一些孩子在听到打口带这个名词是会感到陌生，他们可能会少了我们这一代人收集打口唱片的乐趣。的确，每一代人都会有它的特征，我们这一代的特征就是都有一个口子。
我热爱打口，在我们中国内地还没有HMV或Tower Records之前，我们只能选择打口，我喜欢这种感觉：面对花花绿绿的磁带、唱片，眼睛盯着各种字体的名字，一种愉悦、兴奋、刺激、寻找、发现、获得、占有、欣喜的感觉油然而生，在买打口的过程中是快乐的，这种快乐有时让人达到忘我的地步，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头脑发热，倾家荡产……
谨将此文献给那些热爱打口带的兄弟姐妹们，记住吧，这段给我们带来美好憧憬的岁月。
他们是来解迷的
打口对象：邱大立
打口背景：90年代广州知名打口商人，为国内乐队提供大量音乐资料，现为《非音乐》特约编辑，《明星周刊》特约撰稿人，创办“第一印象”工作室，从事音乐资料的提供与推介工作。
打口语录：我坚信一句话，“我们应学会在一小时内经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对我来说，打口就是这一小时能给予我的“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
93年底，我花3块钱在家乡安徽芜湖的一个小店里买到了第一盘打口带，Joni Mitchell的《夜晚兜风回家》。后来，我的经历告诉我，它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购物。就是这张专集，我第一次尝试翻译。94年元旦，陪一个上海朋友挑碟时，我买到Concrete Blonde的〈漫步于伦敦城〉，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乐评。老板是一位胖胖的阿姨，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在家乡的乐迷心目中，她早已是芜湖的打口教母。买打口的不会太多，但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后来我得知，他们基本都是师范院校学美术的学生。再后来，我得知打口都是从南方来的，一颗心就再也守不住了。半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我终于拎了一个皮箱，坐了36小时火车，南下到了广州。一路上，我很兴奋，但更多的是紧张。只记得那是一个洪水四处肆虐的酷夏。在江西，我看到成片成片的农村变成了江南水乡。为了这场洪水，我付出的代价是火车晚点12个小时。
广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音乐杂志社做编辑，同时负责打包、发货、翻制录象带。周末没事时，就去打口市场。94年在东二电器城、南方大厦都买过。95年初，一个广州朋友把我带到了惠福西路进步商场一个云南人开的店里。他是受家乡一个朋友连累逃到广州的。后来聊天得知，他比我晚一个月到广州。他给我的价格是最优惠的，全是5块。后来，我也带了很多朋友去他那里买。
96年初，我离开了广州，想去北京、天津开店。在北京，我姨妈差点让我去跟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学修车。最后我终于逃离了这两个可爱的城市。我又两次去了深圳，到了那里，我发现原来中国还有比北京、天津更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方。96年底，我在广州自费印了一本小册子〈声音〉，想到学校去推销。一个在外语学院读书的朋友建议我进一批打口，可能会有促销效果。
我骑车到三元里进了一箱。结果，在那个冬天里，我的杂志只卖出4本，打口却越卖越多。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坐在学生食堂门口花坛前的心情。“我是一个编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那个下午，我卖出了7张，赚了21块。
这21块给了我重大信心。
97年春节后，我又去了深圳，在那里认识了盘古。这是我第一次听国内地下音乐。我写下了国内第一篇盘古文章《盘古复仇记》。也许就是这篇文章让我又回到了广州。从此，我再也不敢随便乱跑了。
97年底，我在广州打口界的知名度开始节节上升。顾客群主要是学生。这一年，也是我写作最勤奋的一年。从早到晚，除了吃饭时间，我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不停地写。资料都是从打口里找的。有一天晚上，我打开了收音机，忽然听到在放Ultra Vivid Scene，然后主持人开始介绍，而他的稿子，正是我在M·H写的一篇4AD乐队的文章《Ultra Vivid Scene的孤独恋歌》。但他肯定不知道，在那一晚的听众中，有一个正是那篇稿子的作者。
98年4月，广州举办了一场“中国音乐新势力”音乐节，我称之为中国摇滚的广州起义。中国摇滚乐迷认识盘古和舌头就是在这次地下盛会上。演出结束后，舌头到我家住了两天。在这两天里，他们在我家翻箱倒笼，最后，每个人都捧了一个大大小小的箱子等我算帐。我开出了我平生以来的最低价：CD4块，磁带3块。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吞挑碟时的样子。他东摸摸，西看看，放下去，又举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到底哪个对他是有用的。他们几乎都挑了“克里姆森国王”。后来，我想不只一个人在他们的音乐里看到了“克里姆森国王”的幻影。事实上，我早已把舌头看作是中国摇滚的“克拉玛依国王”。后来，郭大刚一直让我帮他找电影配乐。
音乐节彻底了结后，就轮到杨波到我家大举进攻了。在我家天台上，杨波语重心长地试图说服我把仅存的一盘“瘦皮小狗”89年的专集让给他，但在最后关头，我还是顶住了压力，认清了形势。“你可以借”。最后，杨波惆怅地喝完了舌头剩下的半箱啤酒，也抱了一个大箱子回家了。
8月31日下午，李劲松与王磊采样音乐会在YY迪士高举行，杨波把一本《朋克时代》创刊号递给我。在此后的两年里，我给杨波编的《朋克时代》、《盛世摇滚》、《自由音乐》写了很多稿。一篇关于Pink Floyd第一任主唱Syd Barrett的文章《被道德遗忘的神曲》让我交到了祖咒这个好朋友。因为Syd Barrett也是他的偶像。后来，每次演出聚会，祖咒都要跟我提Syd Barrett ,我都烦了。看来我再也没写出比Syd Barrett更好的文章了。2000年夏天，我找到了一堆扎眼的爵士乐磁带。我试着给杨波拿了一些，没想到他的反应好极了。这些都是铬带，音质比CD还好。杨波专程买了一台带卡座的机子，就是为了听这些磁带的。从此，我把杨波带上了爵士乐的不归路。后来，他比我更疯狂、更用功。据彬儿反映，每次岗顶老板娘给杨波打电话时，杨波都不敢去了。
我知道，杨波不是第一个！
2001年5月，我和盘古去桂林录音。录完后，就和彭洪武开始筹办《非音乐》杂志。每一期选歌时，我们都会从打口里挑一些歌，因为我总爱一些毫无名气的艺人，但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同样是煽情的。彭洪武说，大立，不能太多，否则北方乐迷要绝食了。从2002年起，我开始向定下的目标进军，“远离乐迷，靠近人民”（听说祖咒在同期的口号是“靠近乐迷，靠近人民”）再后来，我的乐评越来越少，很多读者都投诉了，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因为彭洪武是在做《是音乐》，而我是在做《非音乐》。
10月，一次，两个广东海安的大学生来我家挑碟。在做饭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有一个错觉，你们来这里主要不是找资料，而是来解迷的。”他们不太好意思地笑笑，“差不多吧！”
去年6月底，祖咒到珠海、深圳演出，后来顺路来了趟广州。98年12月，他来广州参加“以音乐的名义”音乐节演出时，曾在我家买了100张碟，后来他向一个朋友透露，他觉得只有“克罗那斯四重奏”还能听，其他都不行。他这次很聪明，他用他的专集《左小祖咒在地安门》跟我换我的打口。我知道，这次他回去再也不会说大立的货不行了。否则，他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他这次对我的货非常满意。尤其是我送他的那张法国传奇老太太Brigitte Fontaine让他爱不释手。其实，是去年5月舌头到广州演出时，键盘手郭大刚在我家先买到的，后来被他发现了，他人还没到广州，就已先在电话里预订了。发现在中国的音乐人里，我认为祖咒和敖博是从打口里获益最多大的人，他们搞出来的东西有天壤之别，但他们懂得活学活用的原理。祖咒在Laurie Anderson的小提琴里找到了他的阿丝玛，而敖博在Joni Mitchell 的吉他里闻到了死亡民谣的气息。
7月底，我与三个广州朋友开了一家打口店，第一印象。从开店到现在3月底整8个月里，我们四个股东一分钱都没拿过。我开玩笑地说，第一印象都成广州打口业的福利机构了。有一件事很难忘，是我们葫芦岛籍的营业员告诉我的。有一天，一个少妇到了我们店里，她说想找Billie Holiday的，因为她只要一放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歌，她一岁多的儿子就不哭了。看来，爵士真的可以绝拭（泪）了。
去年夏天，给《明星周刊》写了不少稿。有一次是做西方十大女性民谣专题，找遍所有收藏，才发现真正能称之为民谣的女性实在寥寥无几。不会自己创作和弹奏乐器的，哪怕她是大牌，我也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清除出民谣队伍。那一次，我做了凌晨2点多。做完后，我对杨波说，这个专题完全是对我们中国乐评人专业的一大讽刺，它暴露了我们在很多方面的一穷二白。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趁机可以进行再次学习。
去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我资料室里左边一个CD架已放得满满的，这1000多张碟都是我去年找到的。我开始系统分类，古巴、阿拉伯、雷鬼、电影配乐、爵士乐、法语、手风琴、钢琴、民谣。我也许会为它们打一辈子工，我也许会因为它们而被那些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嘲笑一辈子，但是我坚信一句话，“我们应学会在一小时内经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对我来说，打口就是这一小时能给予我的“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
去年12月回老家时，路经八中门口时，我发现，那家小店还在，但不要说打口，连《音乐天堂》都没有了。
不被怀念的时代
打口对象：红枫
打口背景：NEWBEE唱片公司老板，曾从事打口
打口语录：我不怀念是因为打口的辉煌标志着我们当初信息资源的落后，只有良性的环境能够真正给中国音乐带来健康成长的机会，如果打口的灭绝换来的是一个良性的市场，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甲壳虫：80年代是中国原创流行音乐开始萌芽的时期，可否简要的描述一下那时候国内的音乐现状？
红枫：的确是萌芽，那个时期不少人刚刚开始接触国外的音乐，最直接的还是来自香港台湾的二手音乐，对内地音乐人产生最初影响的，是由港台歌手翻唱的欧美或日本流行歌曲，这是一种第三手的营养。真正起到历史性作用的无疑是崔健，尽管他也一样在无数合集里翻唱过欧美流行歌。这个萌芽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资讯还不够发达。
甲壳虫：在80年代末，打口带开始出现并被大量复制，而此时也是国内的原创音乐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二者有什么偶然的或者必然的联系么？
红枫：其实中国的市场上最早出现的并不是打口带，而是一些来自港台的copy磁带，一些所谓的“音乐人”从中筛选，然后让内地的歌手重新录制，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甲壳虫：比如创下国内发行量记录的张蔷？
红枫：对，不少歌手都在那时候赚过这种没有版权的钱。后来在各地的“中图（中国图书进口总公司 ）”门前开始有了一帮“拷兄”。当然各地的中图也是比较重要的资讯来源，但是进口磁带、LP的价格太高，“拷兄”们才应运而生，我也是一样。
甲壳虫：你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打口带的么？
红枫：对，最初都是给别人翻录一些专辑，目的是赚点钱再买原版，打口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对于乐迷而言，这是一次信息革命，打口带几乎成为了推动内地流行、独立音乐的催化剂，打口带让不少人有了崭新的聆赏经验和审美标准。
甲壳虫：在对待海外文化的进入上，那时侯和现在人们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红枫：那个时期因为资讯还不够发达，因此对接触到的新鲜文化大家都如饥似渴，因为少，我们也有了充分的消化时间，而现在信息资讯的渠道畅通，相反大家的专注程度倒变得无所谓，过多的新鲜资讯的涌入，让新人类们都只了解了个皮毛，潮流的更替也影响着一些时髦的追随者，相信这些人从来没有把一张唱片听烂过，不过，对于那些有心人而言，目前资讯的畅通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充足的养分。
甲壳虫：现在的不少乐评人、乐队、音乐人（包括您自己在内），都是从听或者卖打口带开始，是打口带成就了他们，还是他们使得打口带成为一种潮流呢？
红枫：打口带肯定是让这些人拥有更丰厚的经验，作为时代的产物，他的作用在双方，别无选择。
甲壳虫：就目前来看，打口带作为一种舶来品，所代表的西方尤其是欧美音乐对于国内的流行音乐是形成冲击？还是作为营养而被吸收呢？
红枫：冲击其实还谈不上，更多还是营养和经验，但是这也让更多的乐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标准，让做音乐的人有了更大的压力，打口带虽然在不少城市都有，但是毕竟它没有成为音像市场的主流。
甲壳虫：从打口市场的变化上能反应出中国音乐的变化情况吗？
红枫：这倒不大突出，打口市场仅仅是投机生意而已，中国的音乐状况由自身诸多问题影响着，脚步缓慢，倒不如说真正影响中国音乐命运的是盗版。
甲壳虫：目前国内打口市场的现状怎样？购买群和最初有变化么？您觉得未来的走势怎样？
红枫：目前打口市场的状况我不大了解，毕竟现在又重新回到购买者的角色上，购买群倒是比原先更广泛了，打口的走势不是可以估计的，毕竟这个渠道的源头不在我们这里，不过最近买了批原盘倒是蛮实惠的（笑）。
甲壳虫：实质上，打口带是在国外销毁的音乐垃圾，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却成为国内的乐迷接触西方音乐的媒介，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样一种另人尴尬的现象呢？
红枫：这种尴尬就是我所说的残缺，有时候看穿了就知道，现在即便没有了打口带，不少人还是可以利用mp3共享来收集资料，其实这种尴尬被太多的快感消解了。
甲壳虫：随着资讯的发达，乐迷几乎可以随意下载自己所喜欢的某个国外乐队的新歌，盗版的猖獗也使得打口带的资源优势不再明显，这是否意味着打口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红枫：打口带市场本来就不是一个持久而应受保护的市场，我说过那是投机生意，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打口仍旧有它的优势，盗版不可能有那么多品种，毕竟盗版是为主流市场服务的，所以打口带的优势至今还是存在的。
甲壳虫：可不可以将网络时代作为后打口时代呢？
红枫：我觉得网络时代与打口文化无必然的联系，打口带是一种无须被取代的东西，真正能够让打口带灭绝的是良性的正版市场环境和优厚的经济基础。
甲壳虫：在经历了从打口商到唱片公司老板的角色转变后，你目前正在身体力行的是什么？打口经历对你目前所从事的事情有影响么？
红枫：打口无疑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很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元素，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坚持着对自己喜欢的艺人买正版支持，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打口经历不仅让我了解到更多的音乐风格，最重要的是让我熟悉了唱片销售和推广的一些基本的经验，93年前后我是北京中图门前生意最好的打口带销售者，在那个时期也结识了大量的朋友，这对我而言很重要， 在newbees出品的第一张专辑上我还特别感谢了当年在中图门前的朋友们。
甲壳虫：您觉得打口是一种生活状态还是仅仅是一种点缀？
红枫：我从来不神话打口，我个人觉得它仅仅是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某一个途径，而打口的一代是饥渴的一代、遗憾的一代、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一代，这些人有不少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中坚力量，我觉得打口不该仅仅是个说法，应该是一种顽强的精神，体现在对于音乐的探求。
甲壳虫：还记得你第一张打口带的名字么？
红枫：我买的第一张打口带是cure 89年的专辑《崩溃》，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人听，很便宜（笑） 。
甲壳虫：如果给你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你是愿意出生在当初的打口年代？还是现在？
红枫：我希望出生在英国的朋克运动时期，或者在美国的CBGB俱乐部打发青春期，呵呵，我其实无悔于70年代出生，尽管70年代的尴尬就如同打口的尴尬一样。
甲壳虫：有没有这样一种假设，在N年以后，会有中国的打口带在国外被追捧。
红枫：呵呵！这是狂想了，即便让国外的音乐家十年内没有进步，中国的音乐也仍旧赶不上去，N字用得很伤感，其实我不怀念打口辉煌的年代。
甲壳虫：不怀念是因为伤感么？
红枫：我不怀念是因为打口的辉煌标志着我们当初信息资源的落后，只有良性的环境能够真正给中国音乐带来健康成长的机会，如果打口的灭绝换来的是一个良性的市场，我们有什么遗憾呢？
甲壳虫：尽管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假设，但这应该是所有国内的音乐人的梦想，无论是打口的一代，还是今后的某某一代，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希望其中会有你的NEWBEE做的音乐。
红枫：如果newbees的唱片出现打口，那可能是我们被收购了，哈哈。
打口青年的七种武器
七种武器之记忆力
要成为一位打口青年，首先必须博闻强识。打口都是外国的音乐，一堆打的残破的塑料制品里，你要不知道谁是谁，谁好听谁不好听，谁是什么风格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你要不知道可就是抓瞎了。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就不知道，就看哪个封面看的好就买哪个，结果虽然也买到了“煤油炉”，但是还是花了好多冤枉钱。当然了，你说你有钱，一次全买回去听，不好的扔我也没办法。但是一般听打口的都不是很有钱，所以你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只有一个：记。
记是打口青年的必备武器，不过要掌握好实在是不容易，其运动量不亚于考英语六级，不过还真有能塌下心背的，我认识一位，平时英语不及格，但是你要问他 AUTEURS是干啥的，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不知道。甚至长一点的乐队和专辑名字都知道，我们淘东西的时候喜欢带上他，比带给笔记本还方便。不过他也有个缺陷，就是只知道英文名字不知道中文的，甚至一个乐队的名字，你把单词倒一下顺序他就不知道了。你知道他怎么记的？就是纯粹死背。办法是笨了点，但是精神很值得赞赏。
有的时候，背名字很费事，比如有盘专辑的名字叫《Frankie Pett Presents the Happy submarines playing the Music of deed Voices On Air》（弗蓝克·佩特通过播放”飞机上的死亡之音“的音乐来表达快乐的海下生物）这个别说英文背不住，中文也很难背住这个毫无头绪的名字。这个时候就不能光记名字了，就要记专辑封面。这种方法比前一种好记。比如一见青色背景下的蜡烛，不用说一定是SONIC YOUTH的《白日梦国度》，见卡通封面很可能是“煤油炉”，那个眼圈黑黑的小姑娘一定是EELS的专辑上的，黄香蕉绝对是“地下丝绒”，水里的婴儿呢？肯定是《别在意》。好在打口的封面都做的非常有个性，所以记起来也就好记，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失效的时候，因为海关人员用来打口的设备不太专业，所以打到哪也不一定，再加上多层转手，没准你见的时候封面已经很难辨认了，这个时候你记的那些也就没用了，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名字和图片一起记，相互对照一下，不过这就不仅仅是费脑子的问题了。
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记厂牌，什么格芬呀4AD呀，有点用肥皂只用X牌的意思，但是这个风险大一点，同样一个厂牌，出的专辑有的时候并不能保证质量，有的时候你冲着厂牌去的，结果买回去一听并不好，那多糟心。
我开始听打口的时候关于国外音乐的资讯非常之少，有点象你买了一台进口的仪器却没有说明书一样，那个时候一本《音乐天堂》都会传过来传过去，直到传没了，要是有人能弄到一本《音乐殖民地》或者国外的摇滚杂志，那他一定会被别人羡慕的眼光砸成相片，要是哪本音乐杂志出个“欧美**音乐简介”肯定会有人按上面写的去找。要“强识”你首先要想办法“博闻”，不夸张的说，老的打口青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怎么找到更全更新的资料上了，那时刚刚出现网络，有一批条件好的就从国外的音乐网站扒下来原文，然后再翻译过来传播出去……据说有人就是这么过了英语八级，这当然是一个玩笑，现在有了网络，对外的资讯渠道也发达了，好象我说的这些很难想象，但是谁能忘记老一代的打口青年的劳动呢？说起来，还是艰苦的环境锻炼人呀。
七种武器之品位
我们都知道，欧美音乐的分类特别复杂，光是摇滚乐里的一个分支后哥特就能分十多种来。我们的精力和金钱都有限，要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淘打口的事业中是绝对不够用的，所以你必须要会找，为什么把买打口叫“淘”，这个词是十分形象的，好象是在一堆沙子中找金子一样，你要不直到哪个好哪个不好怎么能保证自己淘到好东西？当然了，你可以用背的方法，记一些知名的乐队和专辑，比如披头仕呀滚石呀涅磐呀这些的，但是你总有记不到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独立厂牌的东西，你怎么保证自己都知道？而且买打口这个事情，多半是运气活，你淘的时候漏了的东西很有可能会被别人淘走。等你翻回头知道你刚才放过去的那张是多么有价值，再回去找的时候，说不定早没了。我就干过这样的事情，在眼皮底下生生的让PIXIES的带子漏过去了，而且还只卖10块，后来花了30元才又买到一张，这件事情一想起来就后悔，只怪我那个时候学艺不精呀。
淘带子最重要的是品位，你淘出来的东西万一让别人觉得没品位那应该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买了不少“潘多拉”的东西，让其他人好好的嘲笑了一番，本来挺爱听的东西听起来也没意思了，往人前一站老觉得自己特没文化没品位，这种郁闷的状况直到我嘲笑一位买了麦当娜的朋友的时候才得以解脱。听音乐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让人觉得你听的东西很没品位，就好象在精神上低人一等一样，那个滋味真的不好受。
要保持品位，最要紧的是保持好奇心很求知欲，老想听好的尖的，就会不停的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你也就会从一个初级打口爱好者成长为打口青年。
七种武器之决心
前面说了，买打口的都不是很有钱，即使有些人一下子能买100张，其实还是没钱，道理很简单——真有钱的人根本不听那个。听打口的人，特别是青年，大多数是学生，经济上没有独立，所以要拿出钱来买打口真是一件不很轻松的事情，说起来打口青年真的很傻，竟然拿吃饭的钱去买一些塑料垃圾，而且还管这些垃圾叫 “精神食粮”，这个事情上真的说不清楚，你要真迷上一个东西你就愿意为它放弃一些别的，比如饭。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是父母给的在学校吃晚饭用的，因为学校要上晚自习，结果我全用来买打口了，现在想来虽然有点对不起父母，但是更多的是一种疑问：一个正是饭量大的年纪的半大小子，竟然能忍着饿不吃晚饭，而且一忍就是5年多，实在是傻的可以。好在当时有一些和我一样傻的人，大家都把自己吃饭的钱给省出来买打口，这样看起来我就不是最傻，心理多少平衡点。
知道了钱来的不容易，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一个打口青年要有决心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要有“决断力”。你买一盘带就是拿自己的饭钱换的呀，没有扛饿的思想准备你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再有，要是你一次看上好几盘，你带的钱又不够，你就必须在买哪盘不买哪盘之间做痛苦的抉择，要是碰巧你都很喜欢，那就需要太大的决心了。
七种武器之─脸皮
既然是穷人，有的时候你就必须想办法少花钱，我知道很多打口迷同时也是侃价高手，一张20元的打口他们能10元拿走，有的时候能为几毛钱跟老板磨半天。这里面男同胞居多，能干出这样的事情，脸皮不厚可不行。
一般的情况，你要突然淘到一张自己喜欢的东西，千万不要喜形于色，要压制自己，做无所谓的样子向老板问价钱，老板要报出一个比较低的价钱面部千万不要因为激动而抽搐，这个时候还要再侃价，能省一块是一块，侃不下来就要假装走，这招还不管用就绕一圈再回来，开始跟老板磨，磨的老板没招了就算成了，这个过程之中，你脸皮稍微薄一点就不好完成。虽然这招很管用，但是使用范围很有限，首先你得正好找到一张老板不知道的好东西，或者说找到一个不识货的老板，这就很难，一般来说，卖打口的自己也是打口迷，他不知道的你可能也不知道。而且，既然老板自己就是打口迷，所以有时候，他如果不是急着把手里的货出了，他根本不在乎你不买，不买正好拿回去自己听，我后来卖打口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少讲价，卖不出去就自己听。最后，这招对一些热门的专辑不管用，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你不买别人会去买，所以，有时候即使拉下脸皮也不见得奏效，这招还是建议有选择的使用，要不然，到时候脸也不要了，价钱还没侃成，损失就太大了。
七种武器之─耐性、体力、交流
要当打口青年，还有三样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耐性、体力和交流能力，先说耐性，打口这个东西不象别的商品，什么时候来，来什么品种，来多少有个定数，打口没这个，你总不能跟海关的人说“这拨你们扣点音速青年，下拨扣点治疗”吧，别说人家不听你的，就是真这么干了，那东西也不一定到你手里，所以就得靠运气，赶上这拨了算你走运，赶不上就没办法了，但是谁也没这么好的运气，那你就得经常的去看看，去十次能碰上一次其他九次就没白去，
这就需要耐性了，没耐性可不行。这还不算，淘带子的时候，你有时候就得在上百的磁带CD中找好的，没个耐性哪行？
交流就不用多说了，打口青年之间要交流，和老板要交流，这样才能做到互通有无，大家都有利。特别是老板，其实他是很愿意跟你侃音乐的，有的时候他能放下生意不干跟你侃半天，好多老板都是乐迷，所以大家真正交流好了会建立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我就和一个老板混的很熟，后来他有什么好的就给我留着，价钱还比较公道，到最后我们俩干脆合伙了，有这样的朋友也算是打口所赐的吧。
最后要特别说说体力，作为一个打口青年没体力是不行的。我到不是说让大家跟人家抢东西，我说的是一些基本的事情上对体力的要求。你比如你淘带子的时候，往那一顿，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两个小时，挑的头晕眼花的，猛一站起来，要是身体弱，马上就会供血不足，眼前发黑，严重的还会晕过去，你没体力撑的下来吗？再说淘东西的时候你有时候需要走街串巷，这不都得靠体力吗？
以上说的是作为一个打口青年必备的七种技能，掌握了这七种技能，你就算是在成为一个合格的打口青年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有人要我给打口青年做一描述，我更愿意引用“珍珠酱”乐队的一句歌词——我们全身每个毛孔都啜饮着音乐，醉态中我们倾吐出发自肺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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